是一种有益的、可统一并复兴国家的唯一手段。而和平主义无助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强大，是一种软弱的、违背自然法的反动思维。用他们自己的原话来说：“我们应该从记忆中清除有关战争反面的、条件性的部分，保留伟大的、充满活力的、赋予生机的部分”、“之前的战争是令人失望的，其原因并非因为查理曼战败了，而是因为那场战争并非为更为深刻的理念而战，并没有将战争表达为一种艺术，物种之间冲突的最高境界，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遵循自身法则的斗争艺术体现”。最狠最疯的几位干脆直言：“起初，即是战争（这是借用《圣典》中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

　　由于这套理论跟旧陆军的主张太过相似，加上帝国学界也有类似阐述，很快就在左翼学派和社会公众的抗议浪潮中偃旗息鼓。但相关理论已经被一些右翼群体吸收，且最终在退伍军人作家和年轻学生手里发扬光大。

　　因战败和经济不景气而失业的士兵中，转行码字，试图通过编写战争回忆录来换取口粮的士兵们最初根本没有什么政治信仰和教条，也鲜有对战争进行美化。他们主要是对个人在战争年代的经历进行主观的、个人的美化——比如战争年代的峥嵘记忆和牢不可破的战友情结。

　　这其实并没有多么与众不同，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只是随着经济逐渐稳定，战争经历和战争责任问题性逐渐淡出公众视线，前线作家们也随之开始被遗忘，加上战后军人地位与战时的落差，退伍军人们普遍产生不满情绪，最终不满结合保守派理论家的发明演变成明确的“使命感”——用笔杆子来启动“国家改造”，将共和国改造成一个赞美战争和好战精神，拥有帝国主义和征服使命的退伍士兵国家。

　　这种刻意忽略，甚至是促使人们忽略战争带来的痛苦和毁灭的声音并不能引起大众的共鸣，更不要说老丘八们还不遗余力的攻击共和国——共和国是不英勇的、不好战的、不士兵的、和平主义的、失败主义的——这就注定了他们不招人待见和被打压的命运。

　　然而在一片人人喊打之声中，学生们却和老丘八们产生了共鸣。

　　发生这种现象的表面原因是年轻学子长期沐浴在军国教化之下，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深层原因则是大学学生们主要来自中产或中低产家庭（95%的大学生属于资产阶级），不然就是军属家庭保送大学。这些阶层的成员——尤其是小商业者和军属家庭——大多因为战败和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通货膨胀陷入贫困，失去家中顶梁柱的军属家庭更是感受到巨大的落差与冷落。当帝国海军对共和国展开封锁引发物资流通混乱进而出现经济动荡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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