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收割任何收益。并且共和国必然还有自己的资金渠道，比如各种充当白手套的私人投资银行等等。
对帝国来说，这种情形一点都不有趣。
“到那个阶段，已经算不上挑战，而是严重动摇甚至会逐渐侵蚀、粉碎帝国的根基。长久以来帝国为了构建和维持新秩序体系，付出了巨额的成本，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以及一定程度的对外逆差来保持流动性，但只要可以收割下去，那么帝国的贸易逆差和高额军费都是值得的，最后总能得到超额回报……但现在而言，帝国付出了成本，消费了影响力，却得不到相应的收益了。”
如果帝国抛弃一家独大的新秩序回归多边主义的国际协调也是一条道路，但这并不代表转变了就一定会成功，国家体制和社会与观念骤变，最容易催生混乱与内战，如果大国转向如此容易，某个红色帝国也不会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对大国而言，调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果能轻易改变生存方式或者社会制度，那么历史上诸多大帝国早就那么干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帝国必须在危险还在萌芽状态就予以扼杀，如果不行就要立即着手直接的，有力的，实质性的，针对共和国的打击。
只要共和国以这种方式活着一天，帝国和新秩序都有解体的风险，等到共和国危险正式浮上水面再来做这件事，非但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有没有超过一半把握也很难说，到那个时候，不管帝国是否乐意，都不得不去赌这个一半一半，这对于国家战略的选择而言，无疑是最糟糕的情况。
看似有选择，实际上没有，因为只有糟糕和更糟糕的区别。如果不解决眼前的问题，日后哪怕找到再多的钱包，也填不饱帝国的肚子，甚至会越来越饿，最终只能在自我崩坏和毁灭世界之中做选择。
“罗兰未必能预测到这个地步，但新技术步入正轨，各种效果显现出来后，他必然会注意到各种现象，从中推导出结论。到时候他或许会设法延缓相关进程，阻止火车对撞的情形出现。不过到时候又有谁会去听他的呢？”
或许如罗兰所说，人类的行动出发点都是善意，都是以谋求幸福为己任。然而一个人、少数人的善意是无法改变世界的，也无力撬动历史发展的轨迹。
将国家政策决定的基础乃至世界的命运寄托在对善意的期待之上，这是大错特错与不切实际。
能够相信的，能够依赖的，唯有以恶意为思考基点，经过周密计算得出的结果而已。
“这场纷争对我们和共和国有着同等重要的价值，他们不能输，我们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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