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來自当时住在这个部门的冯玉祥他是回忆录《我的生活》一书中对军政执法处做了十分中立的描述：“民国建立了新的当局因革命而握得政权却反过來仍要仇视革命社会上凡稍有革命思想和同情革命的人都被当局者假造一个什么口实或秘密地予以逮捕关到监牢中胡乱处置掉有时甚至不惜出以暗杀的手段军队中的革命分子更大有铲除尽净的样子青年军官中凡是用功读书的喜欢看报的喜发议论或喜研究国事的都一律视为革命党都在铲除之列虽然不曾挨户挨室的搜查但侦探密布写信谈话一举一动都得分外小心有时忽然被捕本人还莫名其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们以为满清遗老所组织的宗社党与革命党正是对立的总不致有什么危险了吧?哪知大大不然宗社党也是不容的有一位侦探长郝某就借此大施敲诈常常拿不到证据他就自己捏造一封信由邮局寄给某一位满清亲贵比如寄给肃亲王而后他就到肃亲王门口去等着看见信班一來他就搜出那封信來作为话柄说肃亲王是宗社党危害革命敲个十万两银子方肯罢休敲了一次还要二次三次地去敲到后來肃亲王、顺承王等被逼得沒奈何都跑到袁世凯、陆将军跟前去跪着请赐他们死亲王所遭遇的尚且如此旗人中的平民百姓更不用说了”

　　陆建章的舒服日子也就过到民国三年（1914年）三月十七日了这一天之后他就调任北洋第七师师长兼剿匪督办带着几万大军追着白朗跑去了放眼当时的北洋能对付白朗的估计也就这位了而接替陆建章出任军政执法处处长的则是剿匪不力的原第七师师长雷震春这还真的是对调了一下

　　这对于立志要在京津地区王亚樵绝对是个利好消息不过目前他是不可能的知道的因为他正忙着招兵买马了

　　从來沒有这样的机会给自己要啥给啥想当初自己在安徽搞革命那是要钱沒钱要人沒人的现在回头想想失败都是必须的

　　“久光啊方振武和余亚龙回电报了他们已经在启程來北京的路上了”许习庸一脸兴奋的走了进來手里还拿着一份发自日本的电报

　　这个方振武和余亚龙不是别人乃是王亚樵可以信任的好兄弟都是有胆有识的人物最关键的一点他们都是正宗的同盟会员

　　王亚樵面无表情的道：“习庸兄这个是好事不过咱们还是先理顺一下眼前的事情这个铁血爱国会咱们该怎么个玩法才能够不辜负卧龙同志（指王振宇）不辜负党对我们的期望这才是我们目前的难題啊”

　　许习庸一听这话也不自觉的皱了一下眉头：“这个确实是比较棘手久光啊我去了趟安徽同乡会馆这北京城里咱们安徽人到是多可是做苦力却不多跟上海那边的情况差了不是一点半点啊许多苦力活都让山东人给做了咱们想发展和壮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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