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梁士诒，陆宗舆，章宗祥等交通系的官员就沒那么走运了，林长民他们毫不客气的把当年和日本签约的责任推给了他们，而学生们自然也就毫不客气的要找他们算账了。
最搞笑的是，梁士诒好死不死居然搬进了曹汝霖南下后转卖的赵家楼府邸。
于是湖南学生匡互生第一个带头冲进了赵家楼梁公馆，事态瞬间失控了，他们沒有抓到梁士诒，但是却成功的抓到了正在梁士诒府上做客章宗祥，一顿群殴不可避免。
国历史上，读书人的地位向來较高，有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读书人也常被称为“学老爷”，张鸣在《北洋裂变》有如是论述：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沒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比我们大一辈，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其时的军警也很为难，要维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结果只能窝窝囊囊，被动的接受学生的进攻，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散去，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了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50多处受伤，而在场的几十个带枪军警竟然束手无策，他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当时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证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來指证，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來指证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应该说这个时代的北京军警和后世相比还是一群有良心的人，一群有良知的人。
不过火烧赵家楼显然超过了军警方面的预期，他们如果不抓人，只怕是沒法交待，于是就在五月四日当天，北京军警一共逮捕学生三十多名，当晚，大总统徐世昌拒绝了林长民等人提出的释放被捕学生的要求，接下來的事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1919年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
同日，国民政府主席孙文以国民政府的名义致电央政府大总统徐世昌：“近闻京师**，乃保全主权的爱国义举，然政府操持过切，抓捕学生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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